【名家观点•经济学】

【1】李扬: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 一、 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说起 二、 从中国的成功实践入手 1.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2.人口:从负担到红利 3.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4.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5.城市化问题 6.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 三、 简短的结语 【2】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晚清的经济历史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 (或商业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 民国经济史 (1912-1949) 2.1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2军阀混战时期 2.3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2.4民国的农村经济 2.5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 3.1新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与经济发展 3.2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 3.3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3.5文化革命及其前後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2002) 4.1经济改革的特点 4.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4.3中国的乡镇企业 4.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3】杨小凯: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 【4】杨小凯: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5】杨小凯访谈录: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 【6】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7】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8】钱颖一:理解经济学原理 一、为什么经济学原理重要? 二、什么是经济学原理? 三、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经济的过去 四、用经济学原理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 五、最后我想借用凯恩斯的这段话来结束本文: 【9】祁斌: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第一部分: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时代 第二部分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部分 大国的兴起和衰落 备注 【10】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一、现代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制度 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 三、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 余论 【11】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12】经济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 【13】伦纳德·里德:伦纳德·里德 任泽平: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一、转型宏观:增速换挡与新5%比旧8%好 陈晓平:何谓社会选择的合理性? 一、投票悖论与逻辑合理性 二、“不可能性”困境与多种合理性 三、对独立性条件和其他条件的辨析 四、对阿罗“二对象可能性定理”的辨析 五、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澄清与修正 六、结论和展望 参考文献

六、结论和展望

1年前 阅读 390 评论 0 赞 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阿罗的“二对象可能性性定理”(定理1)及其证明是有所失误的,因为任何投票选择都不可能满足传递律,因而不可能满足阿罗的公理2,当然不可能满足包含公理2的条件1,而不论其备选对象的数目为何。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定理2,即“多对象不可能性定理”)虽然包含一些正确的内容,但却喧宾夺主,本末倒置,把强逻辑合理性的不可能性变成伦理合理性的不可能性,而且其论证过程也是迂回烦琐和误入歧途的。
  
   对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及其论证,学界已有不少批评。如,肯普(M. C. Kemp)指出阿罗把传递性用于社会选择是错误的,并且从整体上否认阿罗理论的重要性。他评论道:“阿罗的条件是不合理的,并且其结论是无趣的。”[33]斯特拉斯尼克(S. Strasnick)认为阿罗的独立性条件是错误的,并称之为阿罗条件里的“罪犯”(villain)。[34]事实上,阿罗也承认,他对社会选择给出的五个条件可以简化或调整,其论证过程存在一些问题,并在该书第二版的最后一章(第八章),对此加以说明和修正。不过,在笔者看来,对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及其论证,以往的批评和阿罗本人的修正并不完全到位,为此笔者给以进一步的批评和澄清。
  
   尽管如此,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启发意义是不可小看的,它凸显了基于多数投票规则的社会选择的某种局限性,暗示了投票民主并非健全民主制度的全部内容,必须对之加以补充或完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这层涵义是正确的,但他对此所做的论证基本上是多余的或欠妥的,因为其结论中的正确内涵从已有的“投票悖论”中可以直接地阐发出来。
  
   由于投票选择缺乏共同的主体,笔者建议,对于由投票选择产生的社会排序加以非演绎闭包的条件限制,即禁止使用包括传递律在内的一切逻辑规则,以此保持弱的逻辑合理性。然而,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投票悖论,但却使投票选择可能面临“无果困境”。无果困境涉及实用合理性,对之可以采取一些实用的办法加以解决。
  
   由于逻辑推导不适合于投票结果,致使获选对象具有某种偶然性,未必是选民真正所期望的代表正义的对象,甚至会导致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投票选择可能会导致“非正义困境”。与无果困境相比,非正义困境的涵义更为深刻;前者只是由投票选择的非演绎闭包性直接派生的,而后者是由非演绎闭包性和伦理原则之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的,对它的解决涉及伦理合理性。
  
   阿罗关于社会选择的五个条件大多是关于伦理合理性的,如公民主权条件、非独裁条件、自由条件等,它所着重讨论的“不可能性”实际上是在满足强逻辑合理性的前提下伦理合理性的不可能性。就此而言,阿罗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非正义困境并非不可能克服。对于投票选择来说,不可克服的是由传递性推理即演绎闭包所导致的逻辑悖论,这就是强逻辑合理性的不可能性,这个结论早已蕴涵在“投票悖论”之中。
  
   阿罗的做法相当于,假定投票选举具有强逻辑合理性即满足公理1和公理2,那么它在伦理上是不可能成为合理的,因为它势必导致独裁或专制。这种做法的错误在于,把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假定为可能的,然后把“不可能性”由逻辑的转化为伦理的。这不仅弱化了“投票悖论”已有的逻辑结论,而且把本来可能的事情说成是不可能的。试想,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废除了基于多数投票规则的投票程序,它还有资格叫做“民主制度”吗?难道基于多数投票规则的合理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吗?阿罗这位民主制度的倡导者却得出民主制度不可能成为合理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这个悖论暗示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或政治哲学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至少存在某种不协调性。
  
   最后,笔者要指出,为解决诸如非正义困境的伦理合理性问题,必须使社会选择具有强的逻辑合理性,从而使社会选择适用于逻辑分析和逻辑推导,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偶然性上。前面提到,演绎闭包的(强的)逻辑合理性是针对同一思维主体而言的,而社会选择的“主体”是一群人;一群人可以成为同一个思维主体吗?这就是“集体理性”或“集体意向”问题的实质所在。事实上,阿罗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公民主权学说与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学说是矛盾的。”[35]能否把二者兼顾起来?他以“不可能性定理”给以否定的回答。刚才已经指出,阿罗的这个“不可能性定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因而是不可靠的。
  
   笔者的方案是保留投票集体的弱(逻辑)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把集体合理性与公民主权统一在多数投票规则上。但是,解决非正义困境所需要的强(逻辑)合理性如何在集体理性中得以保留?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投票集体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不同性质的集体,这些不同性质的集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笔者的倾向性回答是:投票集体是合作意向很弱的集体,另有一类是合作意向很强的集体,如一个球队或一个政府。[36]投票集体的弱合理性只适合非演绎闭包的场合如选举代理人,而后借助代理人的个体的强合理性来解决非正义困境等伦理合理性问题。这就是民主与集权的互补,集体的弱合理性与个体的强合理性的互补。事实上,当今民主国家基于多数投票规则的总统制或内阁制均属此类。
  
   与之不同,由于包括阿罗理论以及判断聚合理论在内的主流社会选择理论未把逻辑合理性区分为强的和弱的,他们所说的逻辑合理性其实只是演绎闭包的强合理性,这使他们关注的问题成为:参与社会选择的集体可能成为一个思维主体吗?既然奉行多数投票规则的集体不是一个思维主体,那么作为集体的思维主体是什么,如何形成?借用佩蒂特和利斯特的说法,该问题成为:共同心智(common mind)[37]或组群能动者(group agency)[38]是可能的吗?他们倾向于肯定的回答并试图用这样的集体取代投票集体。笔者以为,这一努力方向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取消多数投票规则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向独裁方向退化;对于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而言,多数投票规则虽然不是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和不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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